如果给 2026—2030 的世界写一份五年规划

副题：一份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多数人生活能力与选择权的社会契约草案

「资本变形记」系列番外，规范性的一篇。前五篇只做预测、不表偏好；本篇借中国五年规划的体例，写一份“世界应当做什么”的草案。它不是预测，不改变第五篇的先验；它也不假设世界上已经有一个中央规划者。

全文只有一句总命题，后面所有判断都用它当尺子：

人工智能（AI）带来的生产力增益，无论最终通过工资增长、工时缩短、价格下降、公共服务、资本收益还是社会分配兑现，都应当转化为多数人真实可获得的生活能力和选择权。基本生活不应当以接受任何一份工作为前提；人们也不应当只是技术部署的承受者，而应当对重大部署拥有知情、协商、申诉和分享收益的权利。

第一篇的判定主线是“机器产出如何回流为购买力”。购买力仍然重要，但太窄：医疗、教育、时间、尊严、申诉的能力，并不都能用收入买到。本篇把尺子放宽到生活能力与选择权，购买力是其中一项。

一、为什么借五年规划的体例

这种文体有三样预测文体没有的东西。每件事有主体，写明谁来做。指标分两类，约束性指标必须完成，预期性指标是努力方向，分开列、不许混。还有专栏，把目标拆成可以点名的工程。“未来会怎样”的讨论最缺的正是这三样。

先说清这份草案不是什么。它不是预测，第五篇决策树的五片叶子和先验概率原样保留。它不是国际条约，没有签署方，也没有强制力。它不假设世界政府存在，第一篇的集体行动问题在这里一个字不改。它是一份制度原型：国家、城市、工会、养老基金、公共基金和社会组织可以各自翻译、试验、修订，取用其中一部分。

写法上的承诺也相应缩小范围。第六节行动计划里，每项任务写谁做、做什么、到 2030 年验收什么，节末有一张总验收表。草案没有签署方，所以不用“约束性指标”这个词，改称“最低采用标准”：任何主体若声称采用这份草案，至少应当完成的事项。第二、三节讲的是价值，用“应当”，不把原则伪装成数字目标。

时间选 2026—2030 有两个原因。它与中国“十五五”同期，第四篇的观察点（国资收益收取比例、划转规模）本来就在那份规划的管辖范围里。按第五篇的决策树，这五年也是问 1 和问 2 出答案的窗口：AI 有没有兑现出生产率、净劳动需求有没有下降，2030 年检查点大概率能给出方向。

二、先说那个值得走向的社会

制度名称和分红数额都放到后面。先回答一个问题：如果人工智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，普通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用六项能力描述。

基本生活能力。 食物、安全的住房、医疗、照护不因失去收入来源而立即中断，对从未就业者、照护者、残障者和非正规劳动者同样成立，不只覆盖失业者。一个人失去收入来源后的三个月，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是这项能力最直接的读数。

发展能力。 教育、终身学习、网络和基本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获得，获得的门槛不随收入分化，用不用由自己决定。这个时代的“识字率”是能否使用工具，被要求使用了多少不算。

时间自主。 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转化为更短的工时和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，而不是全部转化为利润或全部转化为失业。读数要同时看实际工时与期望工时的差距：非自愿兼职和失业造成的工时下降不算自主时间。

过渡能力。 职业消失时有带薪的培训、工资保险、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和迁移支持。过渡期不该由个人独自承担。

拒绝与申诉能力。 可以拒绝危险或报酬极低的工作而不失去基本生活；可以对人工智能作出的关键决定（招聘、信贷、福利资格、解雇）要求解释、复核和人工裁决。

社会参与能力。 人的尊严、身份和公共参与不只来自受雇工作。参与社区、照护、学习、创作、科研和志愿协作，应当是权利与机会。这里要写清一条边界：参与不能变成领取基本保障的新劳动条件。用“参加社区服务才能领钱”替代“找到工作才能领钱”，只是换了一种强制。

三、社会契约的六条原则

1. 普遍受益，而非预设全民分红。 分红只是市场通道失灵后的条件性后备机制。工资、工时、价格、服务、资本收益都可以是受益方式，哪一种主导取决于第四节的分岔走向。

2. 保护人，而不是永久保护旧岗位。 保护的对象是收入连续性、社会保障、转换能力、选择权和尊严。以岗位为对象的保护会滑向第五篇的防御性限制叶。

3. 基本生活不以强制服从劳动为条件。 同时社会仍应当提供有意义的工作机会，不把所有人推向被动领取。这两句要一起成立。

4. 受益权与参与权同时存在。 人不只分享技术的收益，也应当参与影响自己工作、社区和生活的部署决定。只有分红没有参与，就是第三篇讲的海湾模式里资格封闭、参与不足的问题。

5. 全球最低权利普遍，建设责任有别。 最低的生活能力面向每一个人；从人工智能获得更多收益的国家、企业和资本承担更多建设责任。这条原则到 2030 年能做到哪一步，第八节分层说明。

6. 当代人是公共资本的受托人，不是最后一代所有者。 优先分配稳定收益而不是消耗本金；把算力的能源、矿产和环境成本计入；不能依靠永久债务维持永久分配。

前一稿的“分配先于限制”“存量与流量分开记账”“法定权利先于剂量”仍然成立，但降为第六节的实施原则，不再承担全文的价值基础。

四、现实没有给出唯一道路

这一节的作用不是证明分红必然到来，而是说明为什么草案必须保留多条道路。第五篇的四问，配 2026 年读数。读数目前几乎全部来自美国，因为它是当前的领先读数，中国与欧洲的读数在首次年检补齐：

• 生产率是否出现结构性提高？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 2025 年增速放缓到 0.8%，AI 加速在宏观统计里还看不见。未确认。

• 净劳动需求是否持续下降？ 22–25 岁高暴露职业就业已绝对下降约 11%，年长组稳定，归因仍有争议。局部信号强，总体未见萎缩。

• 市场通道是否把收益扩散给多数人？ 加成率 2022 年已回落至疫情前，持续性检验尚未起算。待判。

• 政治制度如何响应？ 美国州级 AI 法案限制类远多于分配类；纽约州从机器人税退到 AI 就业信息年报。限制性回应领先。

另有两条背景。代偿的主力在政府端：美国家庭消费信贷处 22 年低位，联邦利息却占财政收入 18.5%，1940 年以来最高。多数大型机制难以在五年内从零成熟：爱尔兰基金 2041 年前不可支取，中国划转股权年分红 264 亿元，阿拉斯加分红公式 2016 年起被架空。

由此得出本篇的定位：同一份社会契约可以对应不同的经济制度路径。需要保持一致的是人的能力底线，不是每个国家都采用相同的税制、基金或所有权结构。生产率兑现而劳动需求存活的经济体，靠工资和工时兑现契约；市场通道畅通的经济体，靠价格兑现；走到问 4 的经济体，才需要非工资通道。中国、美国、欧洲、资源型国家和低收入经济体因此不必装进同一种模型。这五年是读数期加预备期，任务是把仪表装好、把管道修通、把前置条件补上。

五、两张仪表盘

前一稿把经济诊断、制度进度和社会结果混在一张表里，这里拆开。

第一张：主要人工智能经济体走到了哪里。 决定走哪条政策路径，不负责判断社会是否成功。前四行口径与第五篇仪表盘一致，读数首次年检后按经济体分别发布，2026 年只有美国读数；第五行是新增的跨境暴露画像，让第八节的世界角色进入诊断。第六行是结构性慢变量：六项能力测的是人现在生活得怎样，这一行测的是这种生活能否持续。路径推演第七篇发现，市场扩散型繁荣可以让六项能力全部改善而资产集中度继续上升，直到资产权力把价格、住房和政治通道一起堵住，所以慢变量必须进诊断表。

第二张：多数人生活得怎样。 六项能力各配一个结果指标，制度进度指标只做解释，不冒充目标。住房许可增加是手段，住房负担下降、被迫迁移减少才是结果。

第二张表的多数指标目前没有统一统计，建立它们本身是第六节的第一类任务。

六、五年行动计划：三类任务

按“是否依赖未来情景”分类，不按政策领域排列。三条实施原则：存量与流量分开记账，验收看流量；法定权利先于剂量，先建空管道；同等条件下分配优先于限制，限制性措施附日落条款。

第一类：无条件底线

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多快都值得立即推进，前一稿称“无悔任务”。到 2030 年，七国集团（G7）与中国应当全部完成前两项，其余四项按节末总验收表的状态验收。

1. 公共统计。 统计局锁定生产率口径，按任务暴露度分职业发布季度就业，发布加成率、新企业进入率、利润转投资三联表，登记公共资本收益的存量与流量双账，并开始编制第二张仪表盘。纽约州 2026 年从征税退到年报的经历说明，报告制度是政治阻力下能过的最低一档，而报告出来的数据是后面一切联盟的原料。

2. 部署程序。 立法机关为重大人工智能部署（门槛由各国立法自定并公开：影响的就业人数，或是否作出招聘、信贷、福利资格、解雇类决定）设立知情、协商与申诉程序，分三类：工作场所部署，事前告知并与劳动者及其组织协商；公共服务和社区部署，与受影响群体及其代表协商；针对个人的关键决定，本人有权获得解释、申诉并得到人工复核。

3. 社会保障可携带。 劳动与社保部门把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保障与雇主解绑，扩到灵活用工与跨行业转换。

4. 供给弹性。 城市与土地主管部门、卫生与教育部门扩大住房、医疗、教育与照护供给，防止新增收入被房租、地价和服务价格吸走。这条在五片叶子里都成立：市场扩散叶里实际收入普涨会被无弹性供给吃掉，后劳动分配叶里它是现金机制的前置条件。

5. 公共收益记账。 财政部门登记公共资本、公共数据和公共资助技术产生的收益，先记账，不预设分法。

6. 组织能力。 保护劳动者组织和集体谈判人工智能条款的权利，把编剧与演员工会 2023–25 年的 AI 条款作为可复制的合同范本。

第二类：制度建设目标

到 2030 年不必大规模分配，但应当把将来可能需要的管道建好，剂量为零也建。理由是历史时滞：福利国家从压力显性化到制度建成隔了一代人。

• 缩短工时与岗位共享试点，先在生产率已确认提高的行业；

• 带薪再培训、工资保险与跨行业转换机制；

• 公共资本收益的受益人登记与独立核算，形成个人受益记录。对账单记录的是个人从公共收益中实际获得的服务、保障或现金权益，不形成对公共资产本金的个人所有权；

• 公共收益的使用次序事前规定：维护本金与代际责任，扣除环境与资源成本，支撑基本公共服务，剩余的稳定收益才进入居民分配。不规定比例，但不允许有收益便直接个人化；

• 公共资助技术中的公共权益或收益返还条款；

• 面向长期居民而非仅公民的受益资格规则；

• 跨境责任的认定、统计账本与试验渠道：记清谁从 AI 收益、谁承受外包冲击、谁付了资源成本，并由主要受益经济体和企业出资形成至少一个可审计的试点。实际出资比例与征收规模归第三类；

• 城市、工会、养老基金、公共基金和中小国家的制度试验；

• 供给扩张的持续推进。

现有的管道各属一种类型，2030 年各自的验收点一行写清。类型比案例重要：一个经济体可以同时建两种管道。

第三类：条件性机制

先划清与第二类的边界：受益权、收益记账和分配公式无条件建设，属第二类；本类只管实际分配的比例与规模。启动或扩大的条件是生产率上升、劳动需求下降、市场扩散不足三项同时确认，按第五篇口径即第一张仪表盘前三问同向确认两年，幅度服从第五篇更新规则。清单五项：公共资本收益的实际分配比例与规模；人工智能相关超额收益征收；面向居民的基本收益或社会分红；跨国人工智能收益责任的实际出资比例与征收规模；更高剂量的非工资收入通道。

每种机制只需要回答四个问题：什么条件触发；谁筹集；谁受益；什么条件暂停、调整或退出。以公共资本收益分配为例：触发是上述三问同向确认两年；筹集是已登记且按使用次序扣除后的公共资本收益流，不动本金、不新增债务；受益是长期居民，按个人受益记录发放；退出是净劳动需求回升或收益流不足以覆盖时按公式缩减，公式事前公布。本篇不规定统一分红比例，否则草案会从社会契约退化成一份未经验证的财政方案。

总验收表

草案没有签署方，所以不称“约束性指标”，称“最低采用标准”：任何主体若声称采用这份草案，至少应当完成的事项。

七、劳动者如何过桥

劳动者不应当只出现在统计指标和工会条款里。按劳动需求存活的程度，有五条并行的路径，一个经济体内部会同时存在几条。

1. 人机互补路径。 劳动需求仍在时，目标是工资、谈判权和劳动生产率一起提高，不让增益全部记在利润侧。

2. 缩短工时路径。 生产率提高而工作仍有价值时，用工时缩短和岗位共享分配收益，四天工作制的试点属于这条。

3. 过渡保障路径。 职业消失或地区产业衰退时，提供带薪培训、工资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连续性，过渡期收入替代率是它的验收指标。

4. 公共与关系型工作路径。 增加照护、社区、教育、生态和公共服务的有偿岗位。参与必须自愿，这些岗位是机会，不是领取保障的条件。

5. 非工资受益路径。 社会无法提供足够有偿劳动时，通过公共服务、资本收益和基本分配保障生活，对应第六节第三类机制。

一条必须写明的限制：培训不是万能答案。只有新岗位真实存在时，培训才是解决方案；没有岗位时，反复培训只是把结构性问题归咎于个人。判断哪条路径适用，看第一张仪表盘的第二问，不看政策惯性。

八、世界：按角色分类，不逐国罗列

前一稿逐国写政策，这里换成角色类型。

• 七国集团与中国：主要的技术、资本和制度节点，第一张仪表盘的对象国。

• 劳动密集型新兴经济体：最可能承受跨境的就业冲击，客服与后台外包是第一线，而它们不在 AI 收益的账上。

• 资源型国家：可以通过主权资本建立收益通道，也最容易把资格边界画在公民与外劳之间。

• 数字依赖型小国：议价能力弱，但适合制度试验，爱尔兰是现成例子。

• 财政能力有限和制度脆弱的国家：需要全球基本能力底线，靠自身财政建不起管道。

• 城市、工会、养老基金、大学与公共基金：非国家推动者，制度试验多半从这里开始。

世界层面只提三层结构。全球层面定义人的最低权利和共同统计标准；国家与区域层面选择自己的实现方式；城市、组织和小型经济体做可复制的试验。受益规则三条：全球最低权利面向每一个人；国家层面的基础受益资格按长期居住确定，缴费或贡献可以形成补充层，但不得取消长期居民的基础层；责任按人工智能收益、财政能力以及对跨境资源和劳动的获取程度区分。

全球最低权利在本篇中是规范底线，不是声称到 2030 年已经能够普遍兑现的财政承诺。落点分四层：长期规范是每个人的最低生活能力；2026—2030 年先完成共同定义、统计口径和跨境责任账本，任务与验收见第六节第二类和总验收表；物质保障首先由各国承担，主要受益经济体提供增量支持；本轮只要求建立试验性渠道，不声称五年内已经全球兑现。

协调层暂时只称“全球协调机制”。它不拥有私人、企业或国家的资产，不替各国管理财富，只协调标准、统计、承诺和已经自愿投入的公共资金。世界政府可以作为长期演化方向之一出现，但不是这份五年草案成立的前提。

九、这种制度原型如何扩散

草案没有执行主体，它的传播靠五种力量。

• 现实压力：人工智能收益分配不均在第一张仪表盘上显性化，压力本身制造需求。

• 利益联盟：工会、养老金和公共基金的利益天然靠近受益侧；第一篇反驳三讲过，消费品资本与收租资本在购买力问题上利益相反，联盟不需要打败整个资本，只需要找到受益派系。

• 成功试验：某个国家或城市把一条管道走通并公开账本，别处照抄的成本远低于从零设计。

• 危机窗口：第二篇把 AI 资本开支断裂列为最近端的触发器，断裂会加快问 4 的响应，方向则取决于此前谁把压力组织了起来。

• 制度竞争：不同制度之间的比较与模仿，福利国家 1950–70 年代的扩散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
要避免两个极端：不假设善意的描述本身能解决利益冲突，也不把全文写成必须靠强制执行的国际条约。合适的判断是：有说服力的理想能降低制度合作的合法性成本，但仍然需要组织、利益联盟和可复制的成功案例。

十、2030 年能做到什么

2030 年不可能证明一种新社会已经形成。五年真正可以完成的是六件事：

• 把人的生活能力变成正式的政策目标，即第二张仪表盘在七国集团与中国中至少三个经济体进入官方统计；

• 建立诊断世界所处阶段的统计系统，即第一张仪表盘六项形成官方口径，并被七国集团与中国全部采用；

• 建立劳动过渡和收益分享的制度管道，剂量可以为零；

• 四种管道类型各至少有一个可公开评估的试点；

• 保留在不同未来之间切换的能力，条件性机制有触发也有退出；

• 防止某些不可逆的权力集中和社会能力丧失，尤其是部署决定权只属于资本所有者。

评估用两张仪表盘每年对账，与第五篇的读数记录同步。不把分红规模是否达到某个比例设为总成败标准。这五年不是要决定世界最终采用什么制度，而是确保当旧有的劳动与分配结构开始松动时，多数人仍然拥有选择下一种制度的能力。

最强的五个反驳

一、这仍然是在假想一个不存在的世界规划者。 回答：它是多中心的制度原型，不是中央命令。第六节多数任务的主体和收益都在国内，不需要任何国家为别国付成本；它们做不动暴露的是国内既得利益，这比“世界缺乏协调”是更精确的诊断。让步：第八节的全球最低权利确实需要跨国资金，这一层的集体行动问题原样存在。

二、普遍受益会被偷换成发钱，并借机削减公共服务。 第三篇反驳一的特洛伊木马担忧。回答：分配必须叠加在基本服务之上，不能替代基本服务，第二张仪表盘的“基本生活”一行测的正是服务有没有被换走。让步：在福利薄弱的政体里先建现金管道，锁死“现金替代服务”路径的风险是真实的。

三、公共资本受益权会制造新的权力中心，基金管理者成为新的收租者。 回答：区分受益权、所有权与管理权，受益权以个人受益记录登记，管理层受独立核算、透明和申诉制度约束。个人受益记录提高可追踪性，但不能代替独立治理与审计，阿拉斯加公式被架空是现成教训。

四、全球原则会掩盖国家利益与边境政治，每个新居民都摊薄分红。 回答：最低权利面向所有人，国家层面的基础资格按长期居住确定，缴费或贡献只形成补充层，责任按收益能力区分。让步：资格边界会成为政治战场，科威特模式与澳门 2025 年加“居住满 183 天”都说明它容易朝收紧的方向被推动，草案能做的是把基础层画在居住年限而不是国籍上。

五、收入得到保障后，人会不会失去意义和社会位置。 回答：社会参与的机会必须从单一的就业制度里释放出来，第二节的第六项能力和第七节的第四条路径都为此而设。但不能把参与重新变成福利资格审查，否则只是换了一种强制。让步：现金转移实验对长期结果的改善证据有限，这项能力能否建成，目前缺少大规模、长期且可比较的实证。

收束：回到资本主义的三个特征

最后不宣布资本主义消亡，也不急着给新制度命名。回到第一篇的三个定义性特征：私人所有与市场交换是否仍是主要的协调方式；劳动是否仍然必须被商品化才能获得基本生活；资本积累的收益是否仍主要归属原始的资产所有者。

这份社会契约首先改变的不一定是私人财产或市场。它改变的是三个程度：人必须依赖出售劳动才能生存的程度；资本收益与多数人完全分离的程度；技术部署权只属于资本所有者的程度。第一篇预测最先松动的是劳动力商品化，这份草案就是从那一处开始写的。至于松动之后叫什么，留给几十年后的历史学家追认。

下一篇起进入路径推演：五片叶子各写一篇，从 2026 年的读数出发，按五年一格推到 2045 年之后。两张仪表盘在每条路径里都会被重新读一次。

来源与前文对应

本篇的数字和经验判断全部取自前五篇已核实的数据，未新引入。按出现位置列出对应的前文与来源链接；数值、年份与置信度的登记见项目内 drafts/DATA.md。